炉霍吉绒寺藏《塞米经》所见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史料考析
吉绒寺，全称朵隆雍文寺（གཏོ་ལུང་ཡང་དབེན་དགོན），亦名朵衮英珠林寺（གཏོ་དགོན་གཡུང་དྲུང་གླིང）。寺院坐落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雅德乡邓达村后山山腰、达曲河南岸，地理位置优越，距炉霍县城20公里，距雅德乡人民政府5公里，交通较为便利。
该寺为雍仲苯教寺院，隶属于革什扎土司家庙体系，始建于公元1633年，由革什扎土司之子雍仲益西主持肇建，迄今已有四百余年传承历史。寺院主体老经堂虽历经多次修缮维护，但部分古老残构与原始建筑遗存至今尚存，保留着古朴的寺院风貌与历史底蕴。在雍仲益西建寺之前，此地山顶便已有古寺道场，旧名绰仓寺（ཁྲོ་ཚང་དགོན），由绰仓朱拉尊者于公元956年至1077年间创建。千年岁月流转，昔日古寺的经堂、僧舍及护法殿遗址依旧留存，是寺院源远流长的历史佐证。寺内文脉绵延、典藏丰厚，现珍藏各类藏文古籍一百七十余部，其中《塞米经》为极具代表性的稀世珍本，是寺院珍贵的文化与宗教瑰宝。
一、版本介绍
国家长期推进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与整理工作，省、州、县各级文旅与宗教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藏文古籍的普查发掘与存续保护。在炉霍县委、县政府统筹部署，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的组织引导下，县域古籍普查团队深入各寺院、村落开展系统性摸排调研，发掘出大批散存民间的藏文手写古本，其中吉绒寺藏《塞米经》是极具代表性的珍稀写本。
炉霍吉绒寺藏本《塞米经》
该典籍为明代藏文手写珍本，采用炉霍本土传统手工草纸制作，纸面经染黑工艺处理；典籍通长 50 厘米、宽 12 厘米，全套分为上下两册，共计 800 页，以银汁缮写，每页书写八行藏文楷体，字体端庄方正、笔法规整。在藏文古籍形制中，每页八行的写本就较为稀缺，采用楷体手写、版式规整的八行古本更为罕见，具备独特的版本形制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
《塞米经》为敦巴・幸饶弥沃传记 “广、中、略” 三部中的中传。据噶敦・慈诚坚参于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汇编的《苯教伏藏典籍目录》记载，此经法脉传承始于普贤王，传于象雄国王冉匝邦；冉匝邦复传象雄穆柯法师。公元 8 世纪中叶，大译师白若杂纳将该经典由象雄语译为吐蕃语，进献藏王赤松德赞，由赤松德赞典藏于王宫藏经阁。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遇刺（842 年）之后，其二子因王位之争引发内乱，典籍无人管护，托付于王室古辛（贴身法师）章阿・巴吉云丹。巴吉云丹传其子章阿・巴吉扎巴；巴吉扎巴传其子章阿・仁钦当巴；仁钦当巴交付仲杰・尊巴塞米（10 世纪初）。尊巴塞米将经文埋藏于桑耶尸林墙基之下，十年后掘出，作为自身所得伏藏传承后世。
版本受损情况
青藏高原各地保存有多种《塞米经》写本，不同版本在成书年代与文本内容上互有差异。经现有文献比对，年代最早者为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成书约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其次为青海玉树民间旧藏本，现由西藏大学文学院收藏，据相关学者考证，该写本缮写年代早于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是否属实还需深究；炉霍吉绒寺藏本为明代写本，是康北地区珍贵的地方传本。除此之外，还有炉霍若海藏版、新龙瓦秋寺藏本等版本。
二、《塞米经》所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
（一）地名记载
《塞米经》记录大量古代地域名称，涵盖象雄（羊同）、藏谢玛雍仲、冈底斯山、玛旁雍错湖、达斯（སྟག་གཟིག）、吐火罗（ཐོད་ཀར）、勃律（བྲུ་ཤ）、格萨尔（今和田）、昌域（且末）、李域（若羌）、门域（མོན）、蕃（བོད）、婆罗门（བྲམ་ཟེ）、卡奇（ཁ་ཆེ古巴基斯坦区域）、瓜洲（ག་ཅུ་རྒྱ，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河西走廊西段）、嘉娜（支那，即汉地），以及共布（རྐོང་པོ）、塔波（དྭགས་པོ）、年波（ཉང་པོ）、恰域（ཕྱ）、胡国（ཧོས་རྒྱལ）、布国（དཔོ་རྒྱལ）等地。地名范围横跨青藏高原西部、南部、北部，远及中原汉地、南亚、中亚区域，记录了古代高原与周边区域的地理认知与往来空间，为古代地名沿革、区域交通与族群互动研究提供一手文本材料。
（二）古代部族记载
书中记述神族（天人族）、龙族（水族）、年族（山人族）、赞族（岩石族）、穆氏族、恰氏族、古氏族、斯氏族、参族、罗刹族、夜叉族、太阳族、月亮族、彩虹族、风族、星星族、云族、曜族、魔族等三十三个古老部族，相关记载可与敦煌藏文文献 P.T1060 相互参证。各部族皆拥有自成体系的部落政权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信仰体系。这一组部族叙事，勾勒出青藏高原小邦时代多元族群共生并存、交往互动的历史图景，为研究高原早期部落社会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脉络，提供了珍贵的文献素材。
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
（三）人物记载
敦巴・幸饶弥沃是本经核心叙事人物。敦煌藏文文献 P.T1136 载其名号为幸饶弥沃（གཤེན་རབ་མྱི་བོ），并衍生出父幸饶弥沃（ཕ་གཤེན་རབ་མྱི་བོ）、祖父幸饶弥沃（མེས་གཤེན་རབ་མྱི་བོ）等递进式尊称。在我国多民族文献体系中，其称谓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与族群差异性：纳西东巴文化称 “东巴什罗”，普米族韩规典籍称 “丁巴什罗”，藏传佛教与雍仲苯教典籍亦存有不同译写范式。同一圣尊形象跨藏、纳西、普米等多民族文献长期传承、流变发展，是我国西南、西北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重要文本佐证。
除此之外，经文所载多元历史人物谱系，进一步印证跨区域、跨文明的文化互动格局。其中，汉王・贡泽楚杰籍贯为甘肃瓜州，是典籍明确记载的汉地王者，其事迹在敦煌文献、佛教文献与苯教文献中可多重互证；汉藏大译师李丁芒波为吐蕃时期六大译师之一，敦煌 P.T1285 号写卷亦留存其译经与文化交流的相关记录。经文还系统记述藏医祖师谢布赤西（དཔྱད་བུ་ཁྲི་ཤེས）、禳灾祖师朵乌布桑（གཏོ་བུ་འབུམ་སངས）、王位继承者工擦王丹（རྐོང་ཚ་དབང་ལྡན）、法太子弥乔丹周（མུ་ཆོ་ལྡེམ་དྲུག）、历算大师嘉擦楚布琼（རྒྱ་ཚ་འཕྲུལ་བུ་ཆུང）、隆珍萨瓦（ལུང་འདྲེན་གསལ་བ）、矩阵卓玛（རྒྱུད་འདྲེན་སྒྲོན་མ）、沃周唐波（འོལ་དྲུག་ཐང་པོ）八位子嗣；胡萨嘉美玛（ཧོས་ཟ་རྒྱལ་མེད་མ）、布萨唐波（དཔོ་ཟ་ཐང་པོ）、嘉萨楚吉（རྒྱ་ཟ་འཕྲུལ་སྒྱུར）、共萨楚江（རྐོང་ཟ་འཕྲུལ་ལྕམ）、恰萨贡周（ཕྱ་ཟ་གུང་དྲུག）、塞萨昂让（གསས་ཟ་ངང་རིང）等六位妃眷，以及加玛罗祖普（རྨ་ལོ་གཙུག་ཕུད）、玉罗达向（གཡུ་ལོ་དར་དཔྱང）、玉吉切乌穹（ཡིད་ཀྱི་ཁྱེའུ་ཆུང）、仓巴祖普（ཚངས་པ་གཙུག་ཕུད）、阿夏桑瓦多堆（འ་ཞ་གསང་བ）等八位子嗣与十三位大弟子，构成完整的祖师传承体系。
西藏大学文学院藏本
经文还收录了诸多域外与边疆译师事迹，包括印度译师拉达阿卓、达斯（波斯）译师赤妥巴匝、昌域（新疆且末）译师塞妥杰江、象雄译师禾勒巴亚等。一众跨地域译师群体将苯教经典译介至不同文明区域，极大推动了青藏高原与中原、西域、南亚、中亚的典籍互通与文化融合，是古代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者。
与此同时，经文大量载录斯巴桑波布赤（梵天）、幸拉卫噶（湿婆神）、萨周艾桑（智慧之母）等雅利安神祇体系内容。整体人物与神系谱系横跨汉、藏、纳西、普米及南亚、中亚文明圈层，留存了丰厚的汉藏交融、印藏互鉴历史记忆，直观展现出青藏高原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
纳西族东巴教唐卡文本可与该体系形成完美印证：“东巴” 是对本土宗教法师的统称，东巴什罗为所有东巴宗师的鼻祖；斯巴桑波布赤为其父、萨周艾桑为其母、幸拉卫噶为其根本上师，其终极修行净土为达斯沃摩隆仁。这套跨民族、跨地域同源共构的神系与修行体系，清晰佐证了青藏高原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同源共生的历史脉络。
（四）文化包容与多元知识体系
《塞米经》体系宏博，囊括医学四部及其传承脉络、禳灾仪轨与法脉传承人、四门一库、九乘次第、天文历算、占卜吉凶、丧葬超度等多元知识与仪轨体系，涵盖占卜、历算、禳灾、医药、工巧明、神灵祭祀等本土实用文化内容，同时系统承载苯教显宗、密宗、大圆满的义理体系、宇宙观及古藏地神灵谱系。经文深度融汇汉藏文化要素，详实记载青藏高原东西、南北各区域间知识体系、信仰习俗与人文风貌的交流互鉴，充分彰显了高原本土文化开放包容、多元共生、持续交融的鲜明特质。
除此之外，经文留存诸多上古历史神话叙事，诸如降伏魔王恰巴拉让（ཁྱབ་པ་ལག་རིང）、辅佐汉王・贡泽楚杰（ཀོང་ཙེ་འཕྲུལ་རྒྱལ）营建戛纳扎萨宫殿（དཀར་ནག་བཀྲ་གསལ）、协助胡国丁瓦意让（ཧོས་དང་བ་ཡིད་རིང）治国安民、超度恶者朵乌多底（སྡིག་ཅན་གཏོ་བུ་དོད་དེ）等经典史事题材。这些兼具神话性与史料性的文本记载，为复原青藏高原小邦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生态与族群发展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佐证。
三、《塞米经》文献价值
（一）历史价值
炉霍县域藏文古籍时间跨度较大，上起宋末元初，下迄清末与民国，其中《塞米经》等很多古籍抄写于明朝时期。尽管抄录年代相对偏晚，但文本内容多回溯前吐蕃时期、高原小邦时代的历史叙事，可弥补康北区域早期地方史研究史料匮乏的短板。吉绒寺作为地方苯教寺院，历史上曾完整典藏一套苯教《甘珠尔》，后遭金川土司焚毁，如今仅存《智度八界》十六函、《无垢庄严经》十二函与《塞米经》上下两册。这套手写珍本为孤传写本，特殊历史时期曾流散民间；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信众将经卷归还寺院，现珍藏于吉绒寺藏经阁，为康北地方史、民族交往关系研究留存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二）文物价值
这套《塞米经》是一套完整的装帧文物组合，由护经板、书带、书扣、藏纸、书名标签等构件共同组成，各构件本身均具备独立文物价值。
1. 护经板（经板）：长62 厘米，宽 13 厘米，厚 4 厘米，柏木质地，板面无图文，推测为后世配装，构件年代逾百年。
2. 书带（护经绳）：牛皮制作，年代百年以上。
3. 书扣（护经扣）：红铜打造，表面无文字图案，大致为 20 世纪初制作。
4. 书名标签：夹置于经页与护经板之间，起到简易目录、题名标识的作用，是古籍辨识的重要标识件。标签纸质老化严重，字迹漫漶，部分遭鼠蚀损毁。
5. 纸张：炉霍本地自制草纸，以高原植物纤维制成，原料自带防虫防鼠特性，俗称药纸。因保存环境潮湿，经卷出现纸张腐烂、页面粘连病害，部分粘连页片强行分离会造成文字磨损，整体经卷主体保存尚完整。
6. 书写颜料：经文以银汁、海螺汁书写，藏文楷体书写工整，书法审美价值突出。整套典籍从造纸、制颜料、缮写、装帧，完整呈现康巴藏地传统古籍制作工艺。
（三）史料价值
文献容纳青藏高原东西、南北多元文化交融信息，记录象雄与吐蕃、吐蕃与波斯、汉藏彝、藏族与纳西族、藏族与普米族之间文化交往的丰富细节。书中地名、古部族、氏族、历史人物记载详实，为青藏高原古地名考证、高原古代族群文化研究提供一手原始史料。
（四）文献原创价值
该写本抄成于17世纪初，由炉霍吉绒寺革什扎家族组织缮写。本次由炉霍古籍普查人员首次开展全面普查、高清扫描拍照，在此之前该版本从未影印、刊印出版，属新发掘地方孤本，具备极高的文献原创与版本学价值。
（五）整理出版价值
炉霍县藏文古籍八成以上为手抄本，绝大多数未曾刊刻付印，不少属于存世孤本，拥有极高的整理与出版价值。这批古籍年代上起宋末元初，下迄民国，《塞米经》等多部典籍为明代写本，地域文化特征鲜明。在炉霍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统筹指导下，炉霍古籍普查工作组推进吉绒寺古籍文献的系统性保护、整理与数字化建设。若采用 “原文影印 + 汉藏双语校释” 的整理模式，推动《塞米经》等珍稀典籍影印出版，既可向学界提供原始文献，助力苯教文化、康巴地方史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研究走向深入，亦有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藏文古籍的公共传播效能。
（六）文化与社会经济价值
炉霍民间藏文古籍中，不少明朝时期手写珍本具备较高的文物市场估值。但古籍价值不能简单等同于市场交易价格，其承载厚重历史信息、文物属性、学术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同时在地方社区文化传承中发挥持续作用。古籍保护工作不能以市场定价作为衡量标尺，应立足于文化遗产保护本位。 依托《塞米经》这类珍贵古籍资源，将古籍保护、数字化整理与地方文化产业统筹规划，可推动康北古籍文化研学、文创开发，助力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兼顾文化传承价值与区域社会效益。
炉霍吉绒寺藏本《塞米经》是珍贵的明代藏文古籍，在现存各类《塞米经》传世版本中时序排名第三，隶属于吉绒寺苯教《甘珠尔》典籍体系。该经详实载录了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容，兼具文献、史料、文物、文化、整理出版与活化利用等多重学术与遗产价值，为青藏高原苯教文化研究、康区地方文史考证、古地名沿革考释等领域，提供了丰富且稀缺的一手原始文献资料。
作者简介：泽绒洛吾，男，藏族，四川炉霍人，长期致力于苯教历史文献研究、甘孜藏文古籍搜集整理及炉霍县村史资料编纂工作。现任四川省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委员、甘孜州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甘孜州佛教协会佛教（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孜州藏文古籍专家、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特邀专家、甘孜藏族自治州佛教寺庙经师考评委员会委员、炉霍县佛教协会副会长、炉霍县佛教协会佛教（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炉霍县古籍普查员、炉霍县政协委员、炉霍县文史资料专家库特邀专家。